畢業一年多,快要兩年了,拿到博士的人都在做什麼?曾經,還在拼學位時,AT&T幫我申辦新手機門號的大叔好奇地問了我同樣的問題。

我天真地回答:「哦,做研究呀。」

大叔:「研究?那是什麼?可以賺大錢嗎?」

我:「呃...好像研究是為了探索知識,我還不知道能不能賺大錢耶。」

大叔:「...那我還是比較喜歡能賺大錢的工作。」

我:「...」

能說什麼?歷經過才知道,的確,It's not for everyone.

頭大的教育業

2016 學年,雷恩大學資訊學院院長電子郵件末的簽名檔選擇引用名劇作家蕭‧伯納的句子「如果等夠久,所有事都會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 (Everything happens to everyone sooner or later if there is time enough.)」。自從開始教書,這句話一直支持著我快速被磨光的熱誠。我從國小開始就想當老師,即便大學在附近小學做服務教學受挫,還是沒有完全澆熄這夢想。但才剛離開學生生活,下一秒就親身體驗什麼叫「當學生好幸福」。學生鬧脾氣要好聲好氣地哄,學生哭了要遞衛生紙安慰他們說不是世界末日 (頂多就是被當嘛...),期中考考卷變數名與函式可以隨需求發明,之前當助教沒體驗夠的,現在一次玩夠。難怪網路上教書軼聞、無言學生笑話永遠不缺,而當發現這些笑話竟然是真的會發生,還真的不知道該淡定(ˊ_>ˋ)、囧(=.=|||)、還是崩潰(T口T)。

法國學生比較頑皮,膽子大,也很不怕挑戰(釁)老師。在知道我準備教書,我眼中正經認真的同事們都跑來給我很多建議,跟我分享學生不回答問題該如何逼他們、學生故意干擾課程該如何制止、被學生羞辱要如何反擊,以及學生如果在教室內看A片或是裸奔該如何處理(「你們為什麼知道這些...?嗯,還是別跟我說好了...」)。面對75%心不在焉的教室,為了維持課程的寧靜與秩序,只能狠下心,該罵的、該踢出教室的、該忍笑的,都必須要做。

但心中,深處,我還是為這些學生恐懼與擔憂。法國的大學是沒有入學考的,在資工領域,真正對未來比較有歸劃或是能力比較好的學生通常高中後會申請技職學校。這些來讀大學的學生多數是高中成績不理想、對未來不知所措、或是從小到大教育資源比較缺乏的孩子,有的學生主修資訊卻一生沒碰過電腦,不會用滑鼠鍵盤。為了保持學校的水平,老師們採取競爭式評分,一年級程式設計課400名學生大概當200名,二年級程式設計剩下的200名再當50名,而即便他們成功畢業,在職場上找工作還是比起技職體系訓練出來的學生吃虧。而那些放棄或被放棄的學生?他們從教室消失那刻到被當為止,也許他們一開始選錯了路,只能祈禱這個社會會協助他們另外找到出路。

斯是陋室

輾轉地,我又回到了美國。第三次自己拿着簽證來到這裡,覺得這一生跟這個國家總是糾纏不清。

這次,我終於體驗了全套的美國夢。我們租了個一房一廳的小公寓、買了一部十年的老VW,每天早晨開着車子加入擁擠的通勤派對;中午時間到了就與實驗室的同伴到樓下 food truck買漢堡,而或走十五分鐘的路去吃假墨西哥餅與假中式自助餐;周末晚上去朋友家玩桌遊,微醺後就開始談政治與想家;平日的工作就是尋找研究題目,寫寫程式與投稿。儘管有些生活片段像《時間的皺折》裡的食物,無味如海灘上的沙,實際上衣食與精神上都無缺,也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然而晚上做夢,總是回到那些熟悉的地方,晨起穿上也許已經穿不下的松綠制服,站在紅磚走廊上看着柳絮落下,走廊盡頭轉個彎就走入光華附近的牛肉麵店,點了一碗半筋半肉與一盤魯味,回程上了公車閑讀幾篇喬伊斯的都柏林短篇,晚上回到實驗室削水果,看學長們拿着Wii控制器跳康康舞。如今生活的滿足總是無法填補對於過去的渴望,好希望能像Westworld裡的機器人一樣,把過去視作當下,再活一次。

大一時,我以為我畢業後會繼續成為一個文學家或是作家,在書桌上抄了一份劉禹錫的《陋室銘》,想當作人生的志向,過自給自足的生活。而坐在冷氣過強的辦公室裡,電腦與研究器材環繞下寫程式,跟當初所想像一個書桌、幾本書與筆的陋室差得遠了,但願心中仍然保存當初那間陋室,偶爾可以回去彈彈吉他、讀本小說,沒有鍵盤聲的擾亂,沒有熒幕刺眼的光線,這樣的生活,不知道可不可以就滿足地說:「何陋之有?」

***

起飛與降落,已經成為再熟悉不過的感覺了。回到雷恩的兩日,時差把眼前的畫面染得像水彩一樣,原本想寫寫研究的幾件事,粗談數位敘事的未來,但拼拼湊湊模糊的思緒,大概也只夠把研究所的這段經歷做個勉為其難的總結,研究,這件事,就留給下一次吧。

研究所以來的生活,終於告一段落了。終於告一段落了。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說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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