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es Lunae

開始教職的第一年學年結束、第二年開始了，完全翻轉過來的人生裡，到底什麼是時間這件事，一直煩擾著我已經快要應付不來的腦袋。

時間是計畫

新手研究員第一年最缺的東西，就是S+1。買器材、訂書、聘學生、參加研討會、出版論文、甚至請同事喝一杯咖啡都要它，如果要借用團隊或是其他人的計畫，就要多接一些工作，或是看臉色，或是等待要連本帶利還債的那一天。這就是為什麼除了教書跟開會之外，嫩新手剩下的時間就是拼命地寫各種計畫，回想小時候許願希望長大後能當作家，此時有種米納斯王被自己耍了的感覺。

其中一個計畫，主題是研究電影裡角色性別與拍攝風格之間的關係。為此與同事，我們開始聯繫一些各地性別與媒體研究的專家（主要其實是同事在聯絡，以我法文程度，可能寫信得罪人了都不知道），問他們有沒有意願跟兩個資訊科學研究院合作，我們用機器學習的方式，做影音媒體的分析器。老實說，我一直都覺得跨領域研究是個表面看來 whoopee 酷、做起來無比苦的事情，這次也不例外。每一個會面的準備是去 Google Scholar 找五、六篇對方的論文拿來讀，有點像去超市買酪梨要猜猜看哪個是好的，隔著殼真的不是很好說，但選錯論文會讀到很想轉行賣酪梨。真的見面時雙方之間對研究定位的隔閡更顯著，尤其人文領域裡個個都是辯論高手，名言佳句信手拈來，一不小心用錯字，「妳說分類（classification）是什麼意思？」、「電影真的能夠被分類嗎？」真的會解釋到沒完沒了。

寫計畫的時間就是由無數的搞笑、碰壁的時段，希望跟絕望的循環堆疊而成。在求學或拼學位的期間，我們其實很少有機會做這麼長遠的計畫，通常半年、一年已經是很遠的目標。此時寫著四年期的計畫，從第一天發想，到最後送出的那一刻，已經不是同一個計畫了，什麼是可能可以達成的，哪些目標可以更有野心，哪些願景必須留待他日，這都是透過閱讀、辯論、書寫的過程慢慢澄清的。這一年儘管被各種繳交期限壓得快要喘不過氣，但回頭看時，一部分的我（也許是那有點被虐待狂部分）會很珍惜這些純粹看著未來，幻想、追夢的時段。

時間是流水

每天到實驗室，進到辦公室的那一刻，東西一擺，第一件事就是去洗手。法國疫情從來都沒有在控制之內，加上外國人對口罩的排斥，只能自己多多注意一點，因此跟「水」相處的機會變多了。

慢慢地，好像我的行程開始跟自己的生理水鐘撮合：早上恢復郵件的時間，差不多是一杯綠茶小口啜的時間；洗個手、裝些水正好可以繞一圈辦公區跟大家打招呼；杯子空了，就知道這個會要開始 wrap up （或是大家休息片刻再繼續）。雨天劈裡啪啦的水滴聲最適合敲程式碼或是閱讀論文了，好像渾然天成的鼓隊，幫電腦播放的音樂打著不協調的節奏，雨停的時候也正好到一段落，就趁機會去吃午餐。水壺（500 ml）裝了四輪，大概就是回家的時候了。

這約莫也是過去一年疫情建立起來的時程。在家工作時，沒有通勤、沒有會議間的銜接，最能依靠的就是杯與水把切割時間，就像河流把地面切成一段段綠地，讓此岸與彼岸之間，有一點緩衝。

時間的羞澀

日復一日，她就是這樣，有時毫無聲息地，略過，每每想要請她滯留片刻，都是不行的，要不與時間對敵，要學會習慣她有時快又有時慢的步調，也要學習何時掌握、何時放手。想到幾年前看的電視劇《How I Met Your Mother》裡一段兩分鐘約會的情境，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這一年，這個起步，一部分因為疫情無法正常跟人互動（尤其戴口罩見認識同事這件事，就算見了三次，路上相遇我還是認不出來，更別說一次開線上會議二、三十人了），初入法國的學界也是有些尷尬、跌撞。懊惱責怪自己時，想想後也只能自嘲：我們就是活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能如何？好在一步步地前進，總算熬過第一年了，新的計畫明年初會開工，下週開始指導第一位博士生，也開始熟悉一些 know-who 跟 know-how，接下來這年，應該可以比較有把握，也可以不必再跟時間那麼羞澀。